自2007年11月底本會所舉辦的「環境信託理論與實務論壇」結束至今，倏忽已過了半年。這之間，台灣經歷了立法委員選舉、總統大選、以及政權移轉所成立的新政府組織。同時，這段期間，依據英國「倫敦動物學會」和「世界自然基金會」所編纂的「生命行星指數」（Living Planet Index )指出，人類也以平均一年消滅1%其它物種數量的速度，對待著我們的地球環境。
正視我們所不願面對的真相－全球暖化與生物滅絕，「節能減碳」與「維護生物多樣性」已成為政府、多數人，甚至是小孩子都可朗朗上口的口號。但除了環境知識與覺知的增加外，真正能改變現況的還是要有所行動，而環境信託強調的正是聚集民眾的環境行動，共同參與棲地保育的工作，這是一條行動的途徑。
6月5日世界環境日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（UNEP）將2008年的主題定為「Kick the Habit! 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」，「踢除舊習，邁向低碳經濟」。重點放在如何促進建立低碳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，如提高能源效率、尋找替代能源、保護森林及生態友善消費等。「Kick the Habit!」是一個極富行動力的句子，也讓我們依此再次檢視台灣在推動環境信託上的限制與契機，找回土地的希望。
新政府的承諾與契機
在總統選舉期間，馬蕭競選總部即提出了其「環境政策」，其中，與環境信託相關的政策與作法有：在「推動國土復育，永續台灣發展」的主要政策上，具體作法為推動國土（國土計畫、國土復育、海岸保護、地質保育）立法及環境信託法規與配套措施等；此外，在「紮根環境教育，愛家園顧台灣」的政策上，又再次提及「環境信託」，將推動訂定「環境教育法」及「環境信託、全民守護家園」運動。
就執行層面而言，行政院環保署為「環境信託」業務的主管機關。新上任的環保署長亦在就任前的媒體餐敘上，明白表示將落實馬蕭競選時承諾的環境政策，推動攸關溫室氣體減量、國土復育與環境信託等事務的12項法案立法。
對於推動環境信託者而言，現階段是一個發展的契機，因為這是「環境信託」第一次具體地出現在政府的環境政策中，暫且不論政府的執行力可落實多少，但，可預期的是，對於「環境信託」的研究、討論與推動，將進入一高峰期。
民間落實環境信託的實務困境
「環境信託」是進行棲地保育的管道之一，其希望透過公益信託的架構協助環境與土地的保護工作，以法律契約的方式有效的取得資金與土地等資產，來妥善且長期的經營棲地保育。但就如同棲地保育所會遇到的問題一般，「環境信託」的推展也面臨實務推動的限制，而這些並非「環境信託」本身的問題，而是相關配套 與政府整體思維的問題，分述如下：
1. 與環境信託宗旨棲地保育之目的事業主管政府機關不明
按政府組織再造的想法，未來要將目前隸屬於農委會之下的保育業務，與環保署既有的業務合併成立為「環境資源部」，以統一所有的環境保護與棲地資源保育工作，但因政府組織再造工作暫無進展，再加上農委會尚未依信託法訂定相關之「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」，使得民間團體對於「棲地/保育型態」的公益信託，相 關監督主管機關為何單位，仍存有疑慮。
2. 土地取得困難
政府各項「政策走向」，直接影響了土地的「價值」。由於我國資源管理國家化政策使然，大部分具有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之重要棲地掌握在國家行政機關，民間團體欲取得資源信託管理必須突破諸如國有財產法、土地法之限制，才得以取得永續經營之環境信託財產。然而，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成立後，為了彌補國家財政缺口，對「閒置或低度利用」的國有房地進行檢討，並多以標售方式將國有土地急速變現。自民國90年以來，賣掉的國有土地超過2350公頃，相當於台北市90個大安森林公園及19個台灣大學。此一將國有土地視為商品，成為彌補財政破洞工具的作法，嚴重傷害了土地利用方式的想像與願景。此外，政府為了所謂的「農村經濟發展」修改農發條例，大量開放農地買賣與興建房舍，亦造成台灣農村與生態環境的一大浩劫。
3. 配套誘因不利環保團體擔任受託人
公益信託法律架構中，雖僅明列未成年人、禁治產人及破產人不得為受託人。但稅務政策的優惠卻限定由銀行信託業擔任受託人，該公益信託始享有相關賦稅減免，若由環保團體（公益法人）擔任受託人，則無法享有該項利基，誘導信託業成為公益信託的受託人，產生立法不公的狀態。例如，在「遺產與贈與稅法」、「所得稅 法」中規定，資產僅有信託給信託業者方能有稅制上的優惠，將資產信託予環保團體並無法達成節稅或免稅的好處，讓有意贊助之企業或個人舉步不前，進而造成非營利環保團體缺乏資金奧援，而無法推動環境信託運作的窘境。
對未來的期待
「環境信託」是實踐棲地保育的工具。誠如在2008年全國NGO會議裡，針對「公益信託行不行？」主題的討論上，與會者之一分享了其對「環境信託」的新解釋，這是一個有夢的人（即委託人），將他的夢想（信託主旨與受益人）交付給一個可以圓夢人的人（即受託人）。我們期待在既成的公益信託制度中，能更 加重視「公益性」的落實，修改限制民間公益團體參與的條文與配套，畢免將此立意良善的制度，扭曲為富人的節稅與避稅工具。
當然，也更加期待政府對環境政策的落實，開創與友善民間共同參與的途徑。
